【东关街】我的中考 | 朱建国

■朱建国

1982年,我参加了关乎人生命运的中考。考得好,可以上中专或高中;考不好,回家种地或学个手艺谋生。考上中专,便可跳出农门,中专因此成了农村考生青睐的香饽饽。但中专录取率极低,可谓百里挑一,高中的录取率也不到三分之一。

初三伊始,重新分班,我分在初三(1)班。我庆幸遇到了很多好老师,发奋苦读,到第二学期,更是铆足了劲向前冲。那时,几乎没有什么教辅资料,除了做课本上的习题,老师就自己刻钢板,油印一些讲义和试卷,发给我们练习。我总觉得“吃不饱”,便赶到十几里外的李典镇新华书店,买到了残缺不全的几本学习用书,有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《物理中考试题汇编》《化学中考试题汇编》。更深夜阑,孤灯为伴,我捧着这些书,阅读,做题,不知疲倦。

5月16日,一个终生铭记的日子,母亲突发心脏病,猝然离世,才59岁。我悲痛欲绝,无心再去学校上课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鞠老师、数学田老师和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刘老师,先后来我家,劝导我要振作,考出好成绩告慰母亲。

6月,开始填报中考志愿。大家都是第一志愿填中专,第二志愿填高中。考虑到母亲已去世,家里经济状况又不好,两个姐姐还未出嫁,我只填了“中专”,如果考不取,复读一年再考。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劝我:你这样做太冒险了,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考上中专呀,况且新学年是否允许复读还是未知数,你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在他们反复劝说下,我最终补填了“高中”志愿。多年后,每每想起劝我补加志愿、劝我回校上课这一幕幕情景,心中总会涌动起对老师们的敬重和感激,我也一直把他们作为自己从事教书育人职业的标杆。

7月中旬头几天,是中考的日子,天气已很炎热。教室里连一台电扇都没有,教室外放着一只大钢精锅,里面装着凉凉的大麦茶,给考生解渴降温。学校门口没有接送考生的家长,他们和往常一样在田地里劳作。校园内外没有插彩旗,没有拉警戒带,只是比平时多了几幅用大号毛笔书写的“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“冷静思考,沉着答卷”之类的标语。每场考试前后,操场上高音喇叭里播放着《祝酒歌》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等流行歌曲,缓解考生紧张的心情。

父亲摘下自己的钟山牌手表,上足发条,套到我的手腕上,叮嘱我要掌控好考试时间。让三姐的对象把新买的五亭桥牌自行车借给我骑,好节省路上的时间。又把已出嫁的二姐召回家,专门负责我的伙食。二姐特地裹了粽子,希望我一举高中;还从田里剪了一把芝麻秸秆放在书桌上,希望我考试分数节节高。

中考结束了,我感觉发挥得不够理想,整天呆在家里,闷闷不乐。7月底的一天,鞠老师忽然来到我家,满面笑容,说我达到了中专分数线,头桥中学就我一个人达线,接下来政审、填报中专学校志愿。这真是喜从天降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父亲激动得连声道谢,忙不迭地给鞠老师递扇子、敬烟、续茶,手直抖。哥哥“重赏”了我两拳,说:“臭小子,还说考砸了,害得我们白替你担心!”三姐、四姐望着母亲的遗像,泪眼盈盈。乡邻们都来祝贺,说:“国子可是我们队里第一个中专生呀,可惜他妈妈没福分,没能看到这一天!”

8月底,我收到了江苏省泰兴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来到母亲墓前,将录取通知书端放在墓碑前,磕了三个响头,想和母亲说说话,未曾开言,泪已千行…… 

编辑:胡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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