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义在心是鄂森——从头桥鄂氏家风看名律师鄂森的生命格局

“不判处战犯头子死刑,无面目见江东父老,就跳进东海。” 1946年,鄂森以检察官顾问身份,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的军事审判。出国前鄂森便立下如此的慷慨誓言。关键时刻,是他让战犯被迫开口,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,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。

□ 潘宝明

鄂森(1902-1970),头桥镇九圣村十三圩人,本名鄂明湖。鄂森先生幼时在头桥十三圩私塾读书,1919年获林肯大学法学学士学位,1928年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毕业,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。回国后,鄂森成为民国著名大律师,东吴大学国际法学教授。他曾在闻名于世的民国“胡蝶、林雪怀解约案”、“救国会七君子案”和“‘美丽牌’香烟侵权案”中担任辩护律师。二战后,以检察官顾问身份赴东京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,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,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。

耕读传家,慈济厚生

鄂氏家族在头桥是比较有名望的座商巨富。

在头桥《鄂氏宗谱》上,记载着从老祖宗鄂凤山开始几百年间所有头桥鄂家人的名字。鄂森又名鄂浚,别号吕弓、占弓,他是民国上海著名的大律师。鄂森为人耿直,精明强干,极富正义感且能秉持公道。“正大光明”,他执业、做人的准则源自鄂氏家训。

据《头桥镇志》等乡境史料记载,鄂姓的近时八代排行分别为“正大光明、忠厚传家”,该排行充分反映出头桥鄂氏一族的传统家风。

头桥九圣鄂氏一族在家乡有450余年的生活史,鄂家人不仅耕读传家,更具慈济厚生之德。鄂森之父鄂锦波先生不懈接济贫苦乡邻,夏施医药,冬施粮衣,春秋施财,一年四季,慈善为民,乡邻十分感激,称他为“活菩萨”、“大善人”。

晚清时期,鄂锦波已是响名乡境的“舌耕名士”(诉讼师),民国初年,鄂锦波出任江都县第三区新洲乡议员、乡议长等职。鄂锦波先生耿直磊落,富于正义。他的言行造福乡梓,更影响着儿子的人生志向。

民国二十年(1931),江洲发生大水灾,在故乡父老危难时刻,父子同心,慷慨解囊鼎力救济家乡父老。鄂锦波“出面呼吁各方劝募,又令长子鄂森在上海以律师声望和华阳赈灾会名义,向银行界、企业界筹募”用于修筑江堤,发放救济金。并组织面粉、火柴等大量生活必需用品船载回乡,在鄂家码头卸货,就地由鄂三(鄂炳南)先生主持现场分发,将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。鄂森等人还掏出善款,撘起粥棚、药帐为受灾的乡亲们施粥施药。鄂锦波与鄂森父子的善举,挽救了许多受灾乡民的生命,所以鄂森父子和“鄂家码头”在头桥老一辈乡民中口碑及出现频率非常高。大水退后,家乡人民感激鄂家父子一心为民、募款赈灾的义举,自发奔赴头桥鄂府,赠送六把“万民伞”表达感恩之心。

同情弱小,保家爱国

头桥鄂氏一族自古便有保家爱国、抗御外侮的家族传统。抗日战争中,鄂锦波先生的许多弟子纷纷参加新四军,走上打击日寇,保家卫国的征途。

父亲的爱国思想,也影响了曾在远东国际法庭,对严惩日本战犯作出贡献的鄂森的整个人生。

1929年冬,获美国林肯大学法学博士的鄂森,回国在上海任律师,并兼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授。鄂森非常同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。1932年,上海法租界的法商水电公司工人,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,自发开展了罢工斗争,在此过程中,一名水电工人徐阿梅被法租界拘捕。鄂森闻讯后挺身而出,自愿以律师身份免费为同胞徐阿梅作义务辩护,经过几度力争,终于将徐阿梅保释出来。

他常在他人危难之际施以援手。他代理诉讼案件从不计较钱财,每当遇到穷苦人家的官司,甚至分文不取,有时到了年关,鄂森还得从家里取款出来帮助他人支付开销。

但是,遇到民族败类等奸恶之徒前来重金聘请诉讼时,再多的金元利诱,纠缠说情,都无法请动鄂森为之辩护。日伪时期,鄂森在上海的一个老熟人唐某,背叛祖国投靠了侵略者,被日伪政权委任为某银行经理,充当起日军对华经济侵略的爪牙。抗战胜利后,这个姓唐的熟人因经济汉奸案受审,唐的儿子找到鄂森,再三哀求念在往日情分上为唐出庭辩护开脱罪责。卾森坚决不允,厉声送客。唐的儿子甚至长跪在他脚下不肯起身,抱腿哀求,许以金钱厚报,他也坚决不办,最终汉奸受到应有严惩。鄂森的大义之举,受到世人的夸赞。

远东法庭,伸张正义

1946年年初,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,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卾森以检察官顾问身份,参与了由中、美、英、法、苏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,在日本东京的军事审判。在对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战犯审判中,因中方证据不足,难以使东条英机、土肥原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。紧急关头,我国增派深谙英美法律的鄂森等人士去远东法庭,担任中国检察官顾问。鄂森出国前慷慨立誓:“不判处战犯头子死刑,无面目见江东父老,就跳进东海。”

东京审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日本投降撤退之前,军部曾下达销毁一切证据的密令,中方也因战事惨烈,未保存下足够罪证。取证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一环。破解这一环的是末代皇帝溥仪。溥仪出庭指认战犯,连续作证8天,是东京审判中出庭次数最多、时间最久的证人。而溥仪的出庭,要归功2位中国律师——裘劭恒和方福枢。其中,说服溥仪出庭作证的是裘劭恒律师,他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,曾在上海秉公律师事务所执业,同时在东吴法学院讲授商法和英美法课程。另外,为溥仪担任英文翻译的是方福枢律师,他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,此学霸在校期间的成绩接近满分,毕业后任上海工部局法律部律师。

而让战犯被迫开口的就是中方检察官顾问,同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鄂森律师。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宣称自己无罪,并雇实力强劲的律师团为自己作无罪辩护,且远东军事法庭规定被告有权保持沉默,不得强迫被告发言。控告与发问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二环。

鄂森律师找到了关键证人: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、目击者美国医生、目击者美国牧师。面对多名证人连续指认,战犯情急之下开口反驳狡辩,中方借此撕开控辩局面。

东京审判历时2年7个月,前后开庭818回,最后的结果是: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,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,1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,1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。

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为首的中国法律精英,真正做到了无愧历史使命,不负民族重托。

两年多时间里,鄂森做了大量工作,亲手搜集日本战犯在华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罪行证据,终于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,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。

1945年8月,鄂森先生任上海社会局第一处处长,半年后辞职。1948年2月,经人推荐,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,五个月后辞职返沪任教。1949年后,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、院务委员,同时兼任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秘书。1956年后,先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史料科科员、上海市文史馆馆员,终身致力法制建设,生前曾翻译《美国远东贸易》、《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史》等国际著作,并将《公司法》译成英文单行本。

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头桥历史上的重要乡贤,在红平村“头桥市民广场”之上,专门设立了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名律师——鄂森”的生平事迹宣传牌,并与另外三位著名头桥乡贤:“中国雷达之父——束星北”、“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——吴大观”、“中国著名农机专家——余友泰”的宣传牌一道,永久树立在故乡的土地上,名垂乡境,万古流芳。

编辑:凌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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